《金匮要略》为后世汤液治病之祖,本书方剂多系仲景根据自己历年临床经验和病证需要而制定的,不但有法有方,而且方中君、臣、佐、使得宜,辨证准确,诚有立竿见影之效,故“经方用之当而通神”实非虚语。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钻研这部宝贵的医学遗产,更好地为医疗实践服务。
《金匮》和《伤寒论》原为一体,现虽分为两部书,但是实质上两书还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伤寒主要是以六经病机进行证候分类,而杂病是以脏腑病机指导辨证。由于伤寒是感受外邪为患,故变化较多;杂病多是内伤致病——本脏,故变化较少。治伤寒是以祛邪为主,去邪亦即安正,治内伤则以扶正为主,扶正亦即祛邪。虽然如此,但就脏腑病机来说,伤寒与杂病有时亦有相同之处,如病在阳明(胃)者,多属实证热证,病在太阴(脾)者,多属虚证寒证。
例如《腹满寒疝宿食病》篇、《黄疸病》篇所论述的病机,与《伤寒论》的《阳明篇》、《太阴篇》有很多共同之处,其治疗方法与方剂,也可以相互使用。另外二书相互比较,有些地方《伤寒论》列证较详,而《金匮》反而省略。例如腹满和小便不利等症,《伤寒论》所涉及的病因,无论是阴经病或阳经病,都有叙述。而《金匮》所谈不多。但有些地方《金匮》要比《伤寒论》谈的全面一些。如黄疸、水气病、痰饮咳嗽等篇皆是。因两书原为一个系统,所以彼此有前详后略,或前略后详的情况。而其法仍归一致。所以我们学习时,必须把两书结合研究,相互参证,不能把它分割开来。
回归正题,《金匮》一书,从整体观念出发,根据脏腑经络学说,运用了朴素的表达方法,对疾病的病因、发病和每一种病的现、法、方、药都有详略不同的论述。
《金匮》一书对脏腑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更值得学习的是仲景把脏腑学说的有关理论,具体应用在杂病的辨证上。如本书首辑的篇名即标明脏腑,仲景认为证候的产生,都是脏腑病理变化的反应,因而把脏腑学说的理论作为对杂病进行分析和辩证的主要依据。又如《五脏风寒积聚病》篇专论五脏中风、中寒、五脏积聚及五脏死脉等。都是以脏腑学说的理论对杂病进行病证分类的例证。
另外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从《金匮》方剂中也充分体现了其对八法的运用,这里既有辨证论治的精神,又从治疗学的角度体现了整体观念。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全面地运用到《金匮》一书,在治疗学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如此,《金匮》还为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行之有效的方剂,较著名的如治悬饮的十枣汤、治黄疸病的茵陈蒿汤、治疗胸痹的栝蒌薤白白酒汤、治疗虚烦不得眠的酸枣仁汤、治疗先便后血的黄土汤、肠痈的薏苡附子败酱散及大黄牡丹皮汤、治疗热利下重的白头翁汤等等。这些方剂通过长期实践证明确有卓效。在继承的基础上经后世医家的变化运用,又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主治范围。
如肾气丸,除用于消渴、背虚腰痛等病证外,目前还常用于多种慢性病有肾虚见症的患者。五更泻就常常以肾气丸与四神丸合方,并获显效。《金匮》在药物的运用上也有其独到之处,它注意发挥了药物在组成方剂后的作用,同时按照辨证施治的原则,证变治亦变,随证用药。另外本书也从未忽视单味药物的作用。如蜀漆(常山苗)治疟疾;茵陈利胆退黄等。《金匮》在遣方用药上,是以因病立法,以法制方,随证用药为原则。此书在药物的配伍上也有着极为宝贵的经验。
总之,《金匮》是一部既有理论阐述,又记载有实践经验的古典医籍,它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医学理论的圭臬,是临床实践的指南。随着现代医家对其不断研究扩展,《金匮》一书必将续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