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要挨打”，我国的资源总是惹来外国的窥伺，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把日军打跑，断绝他们蚕食中国之心，数以万计的人民子弟付出了惨痛代价，同时，战争中也出现了不少汉奸，做着违背良心的事情。
可是同样作为“汉奸”，也会有人不堪压迫，走上揭竿起义的一天，就如那时担任大队长的张庆余和张砚田，就曾有发动兵变，有一晚怒杀几百名日军的经历。
日军入侵，革命之心渐起
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并迅速占领东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冀东是东北通往内地的咽喉要道，这一地区成为了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
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通过《塘沽协定》等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并加紧进行了分裂华北的罪恶活动。
年5月，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蒋介石秘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训练五个特种警察部队，开赴冀东，于学忠抽调了第五十一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营连军官，又从河北各县新征兵一万多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驻扎在通县、香河一带。
11月25日，那时身兼滦榆区和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的殷汝耕，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下，脱离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冀东的首府通州市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成立了1万多人的冀东保安队。
这些保安队不仅仅配备了步枪和刺刀，还配备了机枪，所以战斗能力要远远超过一般的保安队。
而原本在通州的大多数官兵因迫不得已，只好为汉奸政权卖命。
冀东保安队也遭到了百姓愤怒的指责，就连张庆余的儿子在得知父亲在伪冀东政权中任职时，都认为他有辱先人，正式登报与他脱离了父子关系。
自此，冀东22县的土地也彻底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日本在通州设立伪政府，主要是因为通州东临大运河，处于平津之间，向北可控制山海关，向南则可深入华北平原腹地，控制了通州就控制了秦皇岛、山海关、天津一带的交通要道，具有极强的军事意义。
而殷汝耕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为日军在东北和中原一带设立的第二个伪政权，伪政权把通县的南城墙东西延长线以北地区划入伪军控制地区。
11月26日，在伪政权出笼的第二天，各县旅平同乡会及各县民众代表联合会立即发表宣言强烈谴责，而国民党当局方面也下达了明确指令，要通缉汉奸殷汝耕了。
殷汝耕卖国求荣的无耻行径自然是让人咬牙切齿，国内有志之士断然不肯与其同流合污。
于是，几位县长一同拒绝了殷汝耕所谓的伪自治政府，其余诸多县长更是表态，绝对不会依附其。
也在这一年，孙永勤带领的农民起义军被改编成了抗日救国军，反抗日伪的统治，在恶劣的环境下，浴血奋战，打死打伤敌人数千人，将抗日的火种播撒到了长城内外。
年3月，开滦、华新等厂矿的工人通过怠工、罢工等手段抗议日伪的残暴统治，给工厂生产造成了很大困难，对日伪政权造成了一定的打击。
另外，唐山商界为了抑制住伪政府对当地经济的掠夺，对于伪钞的流通开始自觉抵制，许多商号对伪钞有意不收不放，这也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而同时也导致了伪钞在短时间内因无法流通而被迫收回。
不仅如此，作为知识分子，教育界的爱国师生们也出了不少力，成为了对抗日伪统治的重要力量，广大师生通过罢课、创办爱国刊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教唱救亡歌曲等形式反抗日伪统治，鼓舞群众起来参加救亡斗争。
同年，中共京东特委领导人王平陆在遵化、迁安一带山区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为了与日伪军进行对抗，唐山的各县人民也都自发组织了武装队伍，以此来反抗殷汝耕，推翻伪冀东政府的统治。
随着武装力量的加强，在丰润与滦县边境、遵化南部和丰润北部中部地区，都有游击小队或游击小组活动，不时袭击日伪据点。
不甘附逆，密谋兵变
在伪政权出来后，殷汝耕自己在所谓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任委员长，“负军政一切责任”，而一起的张庆余、张砚田、池宗墨等也都成为了委员。
虽然张庆余等人被迫屈服于殷汝耕，帮着伪政权做事，但是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汉奸”，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爱国情怀。
殷汝耕“政府”刚成立不久，他的“部队”主力主要是年5月奉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命令开入冀东的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
因为属于地方警力，不是正规军，所以当于学忠将第五十一军调往甘肃时，并没有带上这两支队伍，而于学忠手下的两名团长，张庆余和张砚田也就此留了下来，成为了两个总队的队长。
但是，他们并不是被抛弃了，在于学忠离河北之前，他还秘密召见了他们两个，嘱咐道:“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
伪政权成立后，殷汝耕即以第一、第二两总队为冀东军事主干的冀东保安队，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教导总队，以沈维干为总队长，归殷汝耕直接领导。
在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张庆余和张砚田曾经人牵线介绍秘密前往宋哲元处，表明愿随宋抗日，在多次见面后，宋哲元还嘱咐张庆余和张砚田加强训练军队，做好准备工作，还给了两人各一万元现金作为活动经费。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民族战争爆发，国内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因为宋哲元不在北平，张庆余就派心腹刘春台密往北平见河北省主席冯治安请示机宜。
但是冯治安认为，目前形势还不明朗，尚未决定是否与日军对立作战，便让刘春台转告张庆余，先按兵不动，如果真的和日军开战了，再让他们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县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达到两面夹击的效果。
并且，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还将张庆余和张砚田所在的部队“编入战斗序列”。
那时的日军多次进攻二十九军，那时的通州保安队负责协同作战，身为队长的张庆余、张砚田等人，不得不听从日军的命令，可是他们还是有着一身的反骨，面对日军要求攻打中国同胞的命令，也是经常“放水”，走走形式。
7月28日，日军向国民党二十九军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在日军火力压制下，这个营的官兵进行奋力反抗，因兵力悬殊开始撤离，而此时的伪军保安队被日军安排埋伏在旧城南门外，以此对撤离的中国军队进行拦截击杀。
由于张庆余他们的有意放水，最终二十九军顺利夺回了丰台等处阵地。
保安队的截击失利，使得日本人大为恼怒，二话没说就派了飞机过去，轰炸保安队的驻地，以示警告，而这一做法也彻底激怒了他们。
就在当天，驻通县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张庆余、第二总队长张砚田等人商量过后，决定就此在通县发动起义，随即通电全国，表示坚决抗日，起义指挥部就设在了通州城内东大街的一处院落里。
7月28日深夜，在张庆余等领导下，一万余人的保安队各部开始行动，起义部队封闭了通县城门，断绝了市内交通，同时还占领了电台和电信局等地，大量军力对准了冀东伪政府长官署，并实施了包围。
至于通县保安队的起义队伍，则分成了两路，由张庆余和张砚田带领各自分头行动。
张庆余所带领的队伍起初并不顺利，日军方面在西仓囤积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样的军事装备，让张庆余一队人攻打的十分不顺利。
后来，有部分义军选择了舍身取义，他们抱起汽油桶直冲冲的跑向敌人，在被日军击中的同时，汽油桶也引发了爆炸，利用产生的大量烟雾来帮助队伍隐蔽身形，躲避攻击，这才使得起义部队顺利进入日军营地，全歼日寇。
在张庆余大获胜利的同时，张砚田的收获也不小。
他带领军队攻打冀东伪政府，而早就听到被包围的消息的殷汝耕，吓得赶紧寻找藏身之所，最终偷偷躲在了贮藏金银冥器的橱柜顶上，起义部队经过一番搜查没有找到他，就威吓殷汝耕的仆人，仆人说:“长官！请出来罢，张大队长迎接您来啦。”
听到这话的殷汝耕，以为危机解除了，来了救兵，瞬间就放下心来，自己乖乖的从藏身的地方跳了出来，然后就被张砚田给抓了起来。
另外，驻扎在通县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的公馆因为距离伪署只有一巷之隔，听到动静就率领十几名出来对抗，可是在激战中被起义部队乱枪击毙，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工事坚固，起义部队与日军激战达六小时以上。
奋而起义，歼灭日军
29日上午9时，经过长时间的交战，日军有一小部分侥幸逃走，其他都被歼灭了，另外，日军驻扎在顺义的部队也都被当地的起义部队苏连章团乘夜袭击歼灭殆尽。
这次起义，除了击毙了当时的冀东伪政府的日方顾问奥田重信、日军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宪兵队长何田等人之外，还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的火药库，占领了长官公署和其他重要机关，处死了多个日本顾问、官兵和日韩浪人，上百日军士兵被杀。
上午10时，起义部队来到了通县，与当地的起义队伍汇合，中午，当日军得知通州保安队起义后，立马就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派出了20余架飞机轮番对通州城进行轰炸，导致起义部队伤亡严重，还有不少未逃离的中国平民被炸死。
30日，日本人又调来了多名日军，再次进驻通州，一进来见人就杀，有多名通州平民死在日军刀枪下，由于天津的日军部队仍在陆续赶来，张庆余当即命令部队分成两路向平西方向转移与二十九军汇合。
可是当他们到达北平城下时，二十九军早已撤退到了长辛店、保定一带，而此时的起义部队却突然遭到了日军的截击，双方激烈交战，可最终因为日军有几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也都相继阵亡，整支队伍受到了十分惨痛的打击。
在此危难时刻，张庆余当即下令，分散队伍，分头进行突围，等到了保定再重新集合，可是才行至中途，就被孙殿英部截击缴械，剩余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由于通州保安队没有得到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队应有的配合，张庆余所辖的部队最终被日军消灭。
另外，30日下午，殷汝耕曾偷偷通过北平安定门外某车站站长家给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打电话，请求救命，今井武夫得知后，找到“维持会的公安局长”潘毓桂，让他打开城门放殷汝耕进来。
殷汝耕虽然借此机会保住了性命，但之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在获救第二日，他就想要“逃出生天”，但日本人岂会让他顺心如意，将其羁押在宪兵队内。
而细木繁的妻子为了替丈夫报仇，向日军指控殷汝耕与起义军串通，今井武夫认为，日军天津驻军司令部之所以对殷汝耕“产生误解”，是来自于殷汝耕身边人的陷害，而这个人就是殷汝耕的秘书长池宗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日军天津驻军司令部才慢慢消除了对殷汝耕的怀疑，把他释放，后来抗战期间，殷汝耕先在北平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去汪伪政权任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逮捕处决。
年8月10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迫迁往唐山，而接任“政务长官”这个职位的正是之前殷汝耕的秘书长池宗墨，他重组了伪政权。
为了掌握伪政府的动向，以便继续与其进行斗争，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姚依林派朱欣陶打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先后任秘书厅秘书和警备科科长，朱欣陶利用工作之便，把敌军实力、敌伪内情等许多重要情报转达党组织，为抗日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年1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在迁安西部创建了华北抗日联军第1支队，由王平陆任司令员，他发动了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使伪政权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面对全国各界的抵制和声讨，伪政权实在难以在冀东站稳脚跟，年2月1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迫与伪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合并，这个耻辱的政权仅仅存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铁证如山—日军的罪行
虽然伪政权结束了，可是抗日战争还在继续，从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再到其他各种各样的战争，一直到年才结束，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恶行简直罄竹难书。
即便他们已经投降，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他们的罪恶是永远无法被抹去的，更何况日本人对于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各种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多么血淋淋的教训，那么多的证据摆在他们的面前，可他们依旧“死鸭子嘴硬”，各种耍赖逃避。
但是经过战争的洗礼，历史上总归是留下了痕迹，年，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宛平城、卢沟桥这些原本所谓的普通城市、景点也都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而作为日军全面侵华的证据，一块消失又突然出现石碑上也满是秘密。
宛平城以东的沙岗村，有一座其貌不扬的小土山，被当地人叫做“文字山”。
年7月，日寇依靠率先占领位于北平和宛平城之间沙岗村的高地，这才切断了宛平城中国驻军通向北平的道路。
吴晓平通过查阅老照片发现，年以后，日寇在沙岗村的高地上竖立起一座方尖碑，正面镌刻繁体字“一文字山·支那事變發端之地”，意思就是说中国事变发生地，而这指的就是七七事变。
在后来，我国于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这座石碑才被拆掉，从此不明踪迹。
可是在年，有一名网友在吴晓平的社交平台留言，声称自己曾在通州区的一个村子里见过一块类似的石碑，就被放在文物局租借的院子里面，这位网友还将自己那时拍下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图片上显示这块石碑与老照片上的石碑一模一样，方尖式造型、青白色石材，碑文内容和字迹也都与老照片上的一模一样，石碑整体基本完好，仅有少量边角因搬运造成的损坏。
从通州区文物部门了解到，石碑并不是出自通州本地的，只是受北京市文研所之托进行保管，因此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生长在卢沟桥附近桥西村的郑福来老人，是七七事变爆发的亲历者，在他的记忆里，一文字山其实只是一个小山丘，那时当地百姓因那长满酸枣树而称其为大枣园。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人借助这里地势高，开始对宛平城进行狂轰乱炸，在日军占领了北平之后，他们就在这个小山丘上立起了木制的纪念牌，写上了“一文字山·支那事變發端之地”，一年后，木牌改为石质方尖碑。
而这一文字山碑，碑文是按“七七事变”时现场日军最高指挥官、甲级战犯牟田口廉也的笔迹雕刻，“七七事变”时，就是牟田口廉下达了向中国守军开火的命令，因此，这块石碑的存世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也是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最有力的物证。
或许面对他国的入侵，每个人的力量都很渺小，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
张庆余和张砚田的起义在中国巨大的抗日浪潮中或许算不了什么，但是正是他们这样无数的青年唤起了我们骨子里共同的血性，最终才能将日军彻底赶出中国，让后代还有机会通过各种历史地标和物证去感受战争的残酷，学会奋发向前。
文献来源：
《通州事变:七·七不久，伪军起义杀日寇多人》：央视网
《“通州事变”中的殷汝耕》：人民网--党史频道
《北京通州发现日军发动七七事变铁证》：央视网
《唐山为全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唐山党史网